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亚史和东方外交史等；发表论文近百篇，著有《战后日台关系史》，合作主编《东方外交史之发展》等。

　　摘要：日本学者在近百年时间里，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总结了人类交往的历史经验与方法，建立起缜密开阔的海洋知识体系。东方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涵盖广阔，连结了东方与西方、古代与近代，带来的社会变迁意义重大。把海上丝绸之路放置整个东方历史的总坐标中，思考它的时空地位、作用与价值，是极有意义的探讨。丝绸之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东方与西方以及东方国家内部的交流交汇，实现了人类文明成果共享，在交流同走向时代的高处。

　　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人开辟的重要的交流交往活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东方历史上都留下创造性的记录，带来社会的整体发展。人类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突破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的诸多限制之后向前发展的。人类活动舞台从陆地转向海洋，向占地球表面70%的海洋取得舟楫之利与衣食之源，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对其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美国学者彼德·奥顿在《改变世界的航海》中说：“中国在公元前的几百年里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丝绸之路’是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它连接亚洲各国，最终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地区。……贸易在城镇和贸易点不断进行交换，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也就这样开始了。”“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另一条‘香料之路’也出现了。这是一条通往‘香料群岛’的海上通道，经过中国、日本、阿拉伯、印度、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等地。随后的几百年，丝绸之路稳固下来后，来自东方异国的货物、丝绸和香料又驱使欧洲各国资助大的航海活动。”这个航海活动显示出东方社会早期全球化的趋势，为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贸易网络形成起了前期铺垫作用。

　　公元前2世纪，中国即已开辟到达日本、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与世界各国建立了海上初步联系，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公元前1世纪，日本列岛出现了许多部落小国，与汉朝有密切交往的国家30余个，这说明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海上交通开展较早，中国到日本的海上航线已经开辟。据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条自中国至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航路，是东方人开辟的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一般认为，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始。这里的“杂缯”就是各种丝绸的总称，说明汉代、甚至更早已有中国的丝绸被运往国外了。

　　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就是海上交通开辟开发过程，只要有市场需求，海上交通就随之发展到那里。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始终与国家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这个推动力，才有可能不断地向海洋进军，取得海洋实绩。每个近海国家都有取得海洋实绩的记录，但是真正形成大规模、长时间海上活动的有影响力的国家并不多，而中国无疑是这些国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重农轻商，重陆轻海，没有取得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的实绩。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研究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向海洋发展史是很复杂的问题，必须通过多方面的材料进行综合考察。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已经指出：“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海军在1100―1450年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另一个材料显示，14世纪末，中国明朝拥有3500艘远洋运输船，其中包括1700多艘武装运粮船，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中国强大的舰队匹敌。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存在于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极有帮助，可以深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

　　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成果甚多，最初人们虽然还没有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但人们从事的文化交流、物种引进、使者往还、技术传播等几乎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使其成为一个跨学科、跨时空和跨区域的重大国际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丝绸之路并非单一的路向，而是双向的和多向的路向。应该指出，以往的研究多以实证研究为主，分门别类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交通、移民、传统安全、海关制度、造船技术等许多方面，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海洋知识体系。东方各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联系，通过吸收、借鉴与汇通，推动了社会向前迈进。把海上丝绸之路这个重大的航海活动与整个东方历史联系起来思考它所处的时空地位、作用、功能及其社会变迁，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时代问题。从这点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远远超过学术研究的范畴，而向现实的社会和国家生活方面发展延伸，形成跨学科、跨国际的综合研究。历史研究就应该关注和提取这些对当今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与影响的问题。

　　丝绸之路上的对外交往是伴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国家力量的增强而扩大起来的，从最初偶尔的、单方面的交往走向经常的多方面的交往，各国间的联系与互动加深。进入唐代以来，中国的造船技术空前提高，不仅载重量大，而且性能好，能够远距离长时间航行。通过广州“通海夷道”中国船只可以到达印度洋、波斯湾沿岸各国和非洲东部，中国与大食的海上贸易在唐宋时期相继不绝。唐代是中国海上交流大发展的时代，商品经济发展，与国外市场密切，具有开放的性格特征。据说，那时外国商人愿意同中国官方贸易，当他们的船舶入港之后，中国皇帝就派遣专人以高于民间市场两倍的价格从他们手中购买宫廷所需之物，大食商人热望宫廷购买。从发展的视角看待唐代以来国家间的海上交流，可以看到它是东方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有人把隋唐帝国看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东亚世界形成的关键时期。自唐而宋，阿拉伯人从海路大举东来，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及南洋各主要城市，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技术带到国外。航行于印度洋及南海的商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与华商。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认为：“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剌伯人。其最盛之时，则在八世纪后半阿拔斯王朝奠都缚达以后。阿剌伯人由海上与中国通商，彼时盖经营不遗余力之秋也。”也有人认为参与南海贸易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商人，“我们认为阿曼人、中国人，也许还有一些我们无论考证的民族，都积极参与了南海沿岸各国间重大的交易活动”。这个观点是客观的，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从大量的中外古籍材料可知，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具有了很强的力度，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这种趋势的出现首先是国家力量的推动，以及对外交往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已经看到“夷物”对国家致富致强的作用。一些经济史家把它仅仅看作是经济活动，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这种国家间大规模的海上交往给东方社会带来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只有从长时段、大范围来观察才能看得更为清楚，短时段的、微观的研究是不易看到社会变迁的。海上大规模的物种、技术、思想的交流、交融与碰撞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海上向外输出的东西十分广泛，涉及国家社会与大众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衣、食、住、行、用、体育、音乐、舞蹈等。以瓷器向外传播为例，自7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已经走出国门。9世纪中叶，中国瓷器经由海路被运往埃及，分布世界各地。这些瓷器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生产技术在各国之间流动，有些生产虽然有限，但它在生产中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发挥了团体协作的作用，为未来大规模生产准备了条件。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出现了两个庞大的帝国，双方从海上进行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由于有利可图，9—16世纪阿拉伯商人几乎垄断了东方市场的瓷器贸易。阿拉伯商船技术先进，载重量大，贸易利润的巨大力量推动了他们对东方的商业活动。唐宋时代奖励对外贸易，对外输出主要是丝绸和瓷器，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

　　中国的瓷器几乎都是从海上向外输出的，传播的范围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北非及欧洲，真正促进了瓷器技术交流。有些瓷器是经过伊斯坦布尔和开罗，再由地中海运往意大利的。9世纪到唐末，是以输出越州青瓷为主的第一时期，以景德镇和福建的白瓷以及宋瓷为主要输出品是第二时期，从宋末到13世纪是青瓷和青花瓷输出的第三时期，数量极其庞大。欧洲人热衷于这些精美的瓷器，掀起收藏中国瓷器的“中国风”。欧洲人也试图仿制中国瓷器，但未能烧制成功。烧制瓷器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工种，涉及到分工合作、技术掌握程度、土质等许多方面，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制造出来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农耕文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手工艺技术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社会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始终高于欧洲，产生的手工业技术相对成熟。这或许是中国瓷器技术在世界长期领先的有利条件。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社会组织、生产技术、国内市场方面走在世界前面，对世界的贡献巨大。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广义上使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指出：“连结东西方的道路并非只有通往西域各国的陆路。比其更为重要的道路，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中国南海、印度洋、波斯湾或红海，到达中东各国的海路。这条海路比人们想像的更早，从古代开辟，商船往来频繁。古代以丝绸为中心的商品被运往南亚和西亚，玻璃、珠香、玳瑁等珍贵商品从西方运到东方。”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在本质上就是东西方交流问题。通过这个航路，不管什么国家和民族，都被卷入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来，各国家、各地区的社会生活显示出五彩斑斓的风貌。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也是在多元中发展起来的。东方海洋上的交通运输具有很强的力度，以极大的力量把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给各国带来巨大的推动力，虽然也带来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但经常性的普遍的经贸联系与文化交流是主流，正如长泽和俊所说的“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亚非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他强调丝绸之路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更多的是看到了它的作用、意义与功能，国家关系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发生着改变。海上交通是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载体，没有这个载体就不可能有国家间远距离的大规模的交往活动。长泽和俊说得好：“把这些地区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丝绸之路起到了犹如人体动脉那样的作用。”

　　海上交通发展促进了国家间联系加深，起到了传播文化、促进文明进步的作用，也缩短了各地之间的发展差距。海港城市首先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兴起，外来文明走进沿海地区的通都大邑，成为新的文明中心。“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文明是在地域空间流动的，与水流由高而趋低一样，总是流向那些欠发展的地区，在那里发挥作用。落后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本质，通过引进与吸收，由点及面，由沿海向内地扩展，进而形成新的文明区域。红海、波斯湾以及印度洋地区和平交往，海上进行的更多的是贸易而非战争。凡是海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般都是文明富庶的地区，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文学、艺术、哲学和技术出现繁荣，向外输出文化，靠近世界文明中心；凡是交通落后、闭塞的地区，一般都是远离世界文明，社会各项指标在很低的水平上徘徊，大众生活困苦，思想惰性强大，视野狭隘封闭，这是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无论古代、近代和现代，社会发展都不是平衡的，整齐划一的，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不断地从外部获得新的文明成果，才能与世界发展保持同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从人类活动的角度看，各国间重大的交往交流活动主要是通过海洋进行的，国家间的关系也主要是以经贸交流的形式来维系，文化的作用虽然也很重要，但与经贸关系相比，国家间的经济交流显得更加重要而持久。进入唐代以后，海上交通更受重视，成为海上交通主干线，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海上运输的商品并非只有丝绸，也有瓷器和香料，因此也有人称其为“陶瓷之路”和“香料之路”。印度的胡椒、东南亚摩鹿加岛的丁香等通过海路运往西方世界，也输出到日本。商品随着商船与商人在世界各地流转，各国关系也跟随着经济贸易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区域、跨国家的发展现象，成为搅动世界的强大力量。交往是国家间最基本的活动，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发展过程。国家间关系进一步加深的动力来自哪里呢？除了国家政治力量的参与、经济上的保障外，海上交通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当然还有造船技术与社会思想观念的进步。我们强调国家间有目的的交流交往对于国家关系的重视性。中国“瓷器等货物的大量生产满足了出口的需要，其市场覆盖了整个印度洋。中国的海上贸易在扩大，同时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则在衰落，为中国商人开辟的道路主导了东北亚的交通网络。中国对贸易的接纳能力对东南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其繁荣不仅引起了中国和印度洋的传统贸易伙伴的关注，也得到了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关注。”世界体系论代表贡德·弗兰克这样说过：“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这些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这个判断，并非过誉。

　　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人所开辟，吸引各国商人参与到这个巨大的交通贸易网络中来，为文明的交流交往作出了贡献。东方的航海活动早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就已经发展成熟，其规模、作用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航海家的活动。长期以来，欧洲人的航海活动基本上是在地中海、大西洋和波罗的海地区，无论造船规模、远航距离和载重量远不及阿拉伯帝国和中国商船。东方国家航海活动的扩大与加强，推动着交往区域扩大，形成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乃至波斯湾的海上交往，其意义重大。印度洋、波斯湾航路开辟后，推动了东西方交流，来华外国人数目大大增加，他们带来的异域奇货越来越多。海上交通干线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使中国大受其益，也直接影响了印度洋及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社会生活，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指出：“由唐而宋，中国南部与波斯之间，大开通商，波斯湾各港皆依东洋贸易而繁昌。”在历史发展当中，海上交流通常是以通商、移民、使者往还、技术与文化传播甚至战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使各国之间产生互动，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如果没有海陆交往，形成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是不可能的。各个文明区域都与外部文明有密切的联系。中东波斯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在整个古代占有极高的地位，联结东西方的海路与陆路把许多商品被运到波斯地区，使这个地区富裕，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波斯文化。即使是中国文化也有外来佛教的成份,进入近代以后影响中国社会的外来因素就更多了。

　　自7世纪起，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分别建立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它们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把东方历史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在相互交流中创造了新的东方历史。“阿剌伯人之海运，更为发达，彼等逐渐东进其航路，遂将波斯湾至中国海间之航运，完全收归其掌握。在西历九世纪之中叶，广东之外国贸易，尤为繁盛。约有几万之阿剌伯商人，不绝来往于广东。”当时广东已有很多阿拉伯人，且拥有巨大势力。从这个规模与发展势头来看，东方海上贸易网络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有理由将其视为早期的全球化贸易网络。唐朝与阿拉伯两大帝国交流互动，为不同国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机遇。东方社会长期稳定与发展，有利于各国进行交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舞台与环境，日本与波斯的交流远比人们的想像早得多。波斯的工艺品在5—6世纪就已经输入到日本了，甚至在朝鲜、日本京都发现了萨珊王朝时期波斯的雕花玻璃。唐宋时期，东南亚集中了来自亚欧各地的商船，从这里采购货物，然后以船只运往世界各地出售，以获更多的商业利润。东南亚天赋自然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重要的商品输出之源。16世纪，仅马六甲城聚集的商人来自阿比西尼亚、忽鲁谟斯、波斯、土耳其、古吉拉特、果阿、锡兰、孟加拉、暹罗、中国、琉球、吕宋等世界各国。他们按照东方市场原则进行有无相通的交易，或以物易物，或以铜钱结算，童叟不欺，在平等互利的贸易中获得各自的实际需求。东南亚是世界香料产地，每年有大量的丁香、豆蔻香料、肉豆蔻、檀香、珍珠、瓷器、麝香、沉香、金子、锡、丝绸等被运往国际市场，这些要在马六甲支付6%的交易税。

　　来到东南亚和中国的外国商人一般都搭乘中国船只。因为自唐代以来，中国的造船技术取得了进步，出现了远洋航海繁荣，海上航线通过“广州通海夷道”向西已经到达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和波斯湾沿岸各国，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巴格达，最远到达东非海岸。这样大规模、远距离的航海活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是无法匹敌的，非强大的王权支持与雄厚的财力支持不可，国力弱小或财力有限是无法完成这样远距离航行的。唐宋时代，来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商人多乘中国船只，桑原骘藏写道：“唐宋时代外国商人，便乘往来波斯印度南洋方面之中国贸易船者，为数不少。”为什么外国商人来中国多乘中国船呢？按照桑原骘藏的解释，中国船舶形体重大，不便航行波斯湾，故须转乘小型的波斯船；波斯商人来中国的时候，需要在印度的故临换成大船。在一个意义上说明，唐宋时代中国的船舶已经有大型的了，载客五六百人者已不在少数。从世界造船史的角度看，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东方国家在造船技术、载重量以及对天文导航技术的掌握方面是明显地高于欧洲国家的，有力地推动了国家间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在造船技术进步，指南针应用远洋航海之后，自广州至蓝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用时40天，在那里过冬后一个月即可到达印度的故里。

　　丝绸之路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过程，以极大的力量把世界各国吸收到这个巨大的海上网络中来，进行着文明的交流与构建。参加东南亚国际市场贸易的商船来自不同的国家，主要有婆罗门船（南亚船）、昆仑船（东南亚船）和波斯船（西亚船）等。在各国船舶当中尤以师子国船体最大，可载六七百人，在当时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船舶了。在南海贸易当中，瓷器、香料、丝绸是大宗商品，通过海上航路中国的货物被运往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与欧洲，对当地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此外，还有木棉、没药、玳瑁、珍珠、货币、木材、茶叶、宝石和酒类。日本输出中国的舶货有珍珠、琉黄、莞席、松木、杉木、桧木、紫砂和金子。在东方航线上往来的不仅是种类繁多的商品，还有技术、人员、思想的流动，构成东方历史上最为亮丽的景象。东南亚的苏门答腊是东西方货物的集散地，这里集中了阿拉伯商人运来的瑇瑁、龟甲、香料、珍珠、栀子、没药、芦荟、象牙、珊瑚、玛瑙和番布等多种商品。阿拉伯人北上来到朝鲜的礼成港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活动贯穿于整个高丽前期。此外，在此港贸易的还有宋朝和日本商人。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信誉，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宋代的铜钱不仅在国内使用，也在东南亚和日本使用，甚至波斯湾沿岸也使用中国铜钱。宋代人认为的“宋钱是世界的通货”并非夸大其词。在东方历史上，国家间的重大活动基本上都是通过海路完成的，也就是说国家间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上交通。因此海洋交通既是促进国家关系的一个有利条件，也是逾越大海大洋实现联系的桥梁与纽带。

　　对于中国铜钱外流问题，桑原骘藏提供的材料极为重要，认为“外国贸易愈趋盛大，则铜钱流出海外亦愈多。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教徒国家之间，广布殆遍。”桑骘藏在《蒲寿庚考》中详细说明了宋代铜钱传播到海外的情况：“宋时中国输出海外之品，以金、银、铜钱、绢、瓷器等为主。海外输出者，以香药、珠玉、象牙、犀角等为主。贸易既盛，钱货遂湧湧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这种情况说明，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的地位。他还说：“南洋一带，宋之铜钱散布更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那时候，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甚多，在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城市形成外国人集中的居住区，名为“蕃坊”。“蕃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由外国人担任“蕃长”，独立处理内部事务，中国官吏一般不预干预。桑原骘藏指出：“宋代奖励市，故侨蕃甚蒙优遇。纵有非法行为，每置不问。其同类相犯者，唐代多听以本国法律处置。华官不加干涉。宋代则尤宽，蕃汉之间有犯罪事，苟非重大之件，亦听以彼等法律处分。”从这些材料可以窥出唐宋时代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前的更多开放与包容，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来华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使中国市场成为西太平洋贸易网的一部分，前近代的早期全球化以及日益多样的区域和国家已经卷入世界发展的大潮，推动了社会的横向联系与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不同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交通、移民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全面演进的过程。在航路沿岸，许多城市因从事东西方贸易而繁荣。广州、泉州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设有提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南宋一代，政府因欲增库入，屡奖劝外蕃通商，泉州贸易，遂年盛一年，与广州相颉颃，不相上下。后至宋元之交，竟凌驾于广州而之上，凡海舶出入，均辐辏于此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创造了贸易交换，通过相互分工协作与交换，获得各自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增加了人类自身生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由于政府重视，看到对外贸易对于国家致富致强的作用，宋代对外贸易收入所占国库的比重较大，海外贸易带来的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已经占到国库总收入的1/5。宋人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对外输出以金、银、铜钱、瓷器、丝绸制品为主，输入品一般都是香料、珠玉、象牙和犀角等。在普遍的、经常的交流交往中，商品、技术、文化与物种在和国间穿梭流动，交易也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和文化特征，可以说是有着浓厚的东方特色。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巨大的交通干线与商业网络来看待，可以深化对它的作用、意义与功能的认识，打破自然经济此疆彼界的限制，推动不同文明与发展层次的交流与共生，共同走向时代的高处。宫崎正胜在《航海图的世界史》中写道：“在人类的各种行为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此语可谓见道之论。

　　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重要，吸引各国积极参与，关键在于它发挥了联结东西与古今的作用，以极大的力量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带来了世界的整体发展。世界重要的商品、物种、文化与人员往来几乎都是通过海路完成的，因此它的作用比陆上丝绸之路作用大得多。海路相对于陆路具有更大的优势，海船不仅载重量大，行稳致远，而且运费也比陆路低廉得多，不受过境、战争和其他人为因素影响，特别是一些大型货物几乎非海路运输不可。马可波罗是13世纪伟大的旅行家，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到过中国，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之久，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南方许多地方，亲眼见过商品经济繁荣与市场活跃的情况，他写道：“从襄阳城发足，向东南骑行十五哩，抵一城，名曰新州城。城不甚大，然商业繁盛，舟船往来不绝。……所以此城商业甚盛，盖世界各州之商货皆由此江往来，故甚富庶，而大汗赖之获有收入甚丰。……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万艘，其循江而下者尚未计焉，可见其重要矣。”元代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海路进行，活动范围东起日本、朝鲜、东南亚西到印度洋沿岸的各个国家。在对外交通上，元代对外交往的规模远迈前代，可以说是中外交通大发展的时代，把中国对外交往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东方航海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空前发展的时代，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说郑和七下西洋是古代世界航海史的创举并非夸张。当时郑和船队出海的大船62艘，27800余名船员，每船平均载客450人，这样庞大数目的船员只有载重8000吨的大船才能完成。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时仅有3只船，载重量不过120吨。两者相较，东西方造船技术差距判然有别。在15世纪世界航海史的总坐标中，东方的航海确实是人类航海活动的代表性事情，在郑和第五次和第六次航海前后，明朝拥有船舶的数量已经达到3800艘，比当时欧洲各国船舶的总和还要多，称得上是唐宋以来中国船舶在印度洋航海活动的顶点。日本学者重视中国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印度洋世界影响，看到东南亚国家来华朝贡贸易兴盛一时的情况：不仅交换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金银、铜钱，还交换象牙、香料、药剂、染料、驼鸟、长颈鹿等珍贵动物，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有超过1200人的各国使节和商人访问了南京，马六甲、加里曼丹国王和王后访问南京，受到永乐帝的盛大欢迎。近年国内也学者对郑和下西洋活动作出深入的研究，认为郑和下西洋推动的朝贡——贸易关系表现了从东亚向整个印度洋地区发展的跨区域联系的趋势，或者说是亚洲和非洲旧大陆的早期全球化趋势。日本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有挚热的感情，每个时代都写下影响一时的著作。他们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海上丝绸之路从古到今带给日本社会的文明成果太多了，也太久了，正是有了这些文明的成果，才能使日本跟上了东亚世界发展的步伐，成为东亚世界的一员。

　　自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即有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大规模的交流互动，外来文明由小到大、由浅及深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特殊的酵母作用，社会获得了不断进步的动力。一个社会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向前迈进，除了自身的生产力发展外，从外部获得文明力量的推动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个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十分重视世界交流的重要性，甚至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看作是世界性、普遍往的产物。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本身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与之配合，不是哪一个单一的条件决定的。已有学者指出：“早期阶段的商业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帝国经济的繁荣。诚然，商业活动常常为人所忽视，但它却保证了东亚地区的活力，并使得东亚发展为世界上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这些跨越政治、文化障碍且不见于史料记载的民间商人，往往像一股颠覆性的文化力量，对于突破东亚封闭而停滞的世界秩序而言至关重要。”社会越发展，对外交往力的作用就越大，作用于社会的因素就更加广泛。

　　以海上交通为主体的各国间的交流与发展，是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重大突破，在相互交流中实现了多方受益。日本学者深刻地指出：“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交流。”只有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海上交流，才能把握它的真正意义，看清它的实质，我国学者曾这样评论道：“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最初只是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作为商品交换；后来突破了经济范畴，发展为与政治、外交、宗教、文化、艺术乃至与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且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中国丝绸和其他发明创造的向外传播都是对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那么，所有这些贡献，除陆路外，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来完成的。”古代社会的交往不同于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交往那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仅仅把古代国家间海上交往看作是偶尔的、暂时的是不正确的，还要看到它所带来的重大意义，许多国家在交往中缩短了与先进国家间的距离，也把自己融入了国际秩序当中。日本历史学家三上次男这样介绍海上丝绸之路的：“古代经印度洋连结东西方世界的海上航路更加重要。……这个海上贸易航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重要性在增加，从10世纪前后开始，交流的主体除了中国的丝绸之外，又增加了瓷器。”宋代是中国瓷器对外出口大发展的时代。宋代的农业、手工业、矿业和其他所有部门都得到了飞越发展，以煤炭为燃料烧制的瓷器在数量和和质量上都得到了发展，瓷器对外输出急剧增加。确实，各国商人参与到了东方的跨区域、跨国家的贸易交流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东方历史。

　　从海路交流的东西甚多，除了传统的丝绸、瓷器与香料之外，还有人员的往来与文化的传播。日本早在汉代就通过海上与中国交往，到隋唐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批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把域外的先进文明带回国内。这样的例子在日本历史上比比皆是。如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的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十七条宪法》，文中典故所参考涉及的中国经书就有《书经》《诗经》《周礼》《礼记》《左传》《论语》《韩诗外传》，史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子类有《老子》《管子》《韩非子》《孙子》《荀子》《淮南子》《墨子》等，说明中国古籍对日本影响之深之巨，为日本人所熟读。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是这样记述中日人员交流的：“到8世纪，派到中国来的使团越来越大，大约五六百人分乘四艘海船，浩浩荡荡开向中国。……这段航程长达800公里，要穿越海难不断的宽阔洋面才能抵达目的地。尽管要经历这么多的风险，日本人还是下定决心来到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将他们所能学到的或移植到日本的中国先进文化悉数带回日本。”从历史的宏观视角来观察东方国家的航海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国家间的联系，在普遍的、连续的交流交往中走向文明的高处。

　　在丝绸之路史研究中，日本学者较多地关注了东西方交流条件下的社会变迁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但从他们推出的大部分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有益解释，有他们的史观与评判事物的标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看到海陆交流的重要性，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一再强调：“交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过去往往被忽视。”他以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看待各国间的交通问题，指出：“人类的文化因为交通而得以发达。……人类的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创造出更新的文明。”宫崎市定在其他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往来。”“我们须知，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打破沉默而开始有所行动时，常常是以与外界的接触为前提的，而世界史的发展契机也正在于此。”这是他思想的深刻之处。中国的瓷器自9世纪就已出口到世界各地，范围大体东起日本、朝鲜、东南亚，西至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地区，据说当时的欧洲烧制瓷器的价格就像黄金一样贵重，可见欧洲国家对烧制瓷器的重视。欧洲人掌握了烧制瓷器的技术后，梅森的瓷器工匠被引进到了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哥本哈根和圣彼得堡等地，开始了瓷器生产。这种技术传播无疑由海陆交流而来，给各国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增添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不研究东方历史上的商品交流交换的历史，够不上是真正的人类历史。近代以前的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品输出之源，不是任何其他地区能够与其比拟的。12—14世纪的宋代和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以输出瓷器、香料和药品为主体的时代。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增加收入，引导外商来华，宋代在广州、泉州、明州、温州、杭州、江阴等地设立了市舶司，规定茶、盐等为政府专卖，对南方海上贸易实行了统制与奖励政策。

　　即便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区域性的贸易交流、人员往来、文化与物种传播也会打破国家间封闭的状态，把各国带入相互联系与互动之中。各国之所以能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断地吸收外来文明的成果，在交流交往中实现从野蛮向文明升华。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有阿倍仲麻吕、圆仁、小野妺子、吉备真备、空海、井真成等人来中国学习，把中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带回日本，中国人张骞、甘英、义净、法显、玄奘、鉴真、郑和、郑成功等人勇敢地走出国门，求知识于世界，也有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利玛窦等人的东来，他们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先河，向西方介绍了一个更为清晰、全面的东方世界。法显（334—420年）是晋代赴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法显传》中对取法途中的艰险有这样的记述：“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到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这是求知于域外路途艰辛的线）是日本来唐朝学习佛法的高僧，在唐朝生活近10年，足迹遍及中国南北各省，著有《入唐求法巡视行记》。在这部著作当中，他记载了赴唐求法的曲折与艰辛。837年，4艘载有651人的日本遣唐使船从博多港出发，在海上遇到了台风，第3船的140仅有20余人生还；838年，修复后的3艘船只再次出发，又遇到了台风。日本遣唐使团人数众多，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留学僧、请益僧、翻译、船师、船匠、射手、阴阳师、医师、画师、杂使等。日本大规模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田制、官制、法制以及灾异祥瑞观念，掀起全面学习的热潮，将域外文明融入其社会与民族生活的许多方面，使它跟上了东亚发展的步伐。

　　日本的丝路研究者们已经明确形成这样的观点，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与交通干线，正是有了这样一条交通大动脉，才有了各种不同文明与发展层次间的交流，即使今天许多国家仍在做着艰辛复杂的摄取工作，不论精神文明成果还是物质文明成果都是如此，故而有学者也把丝绸之路称为“求道之道”。这样的观点形象生动，涵义深刻，引人思考。日本东洋史家内藤湖南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生成的作用，指出：“从东亚整体来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的文化，形成了新的文化。”他还指出：“中国的周围有很多民族，那些形形的民族几乎都比中国发展滞后，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它们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变动必然涉及周边其他国家，周边各国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这些议论显然都是从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角度出发的，也是对文明交流交往与交错本质的根本性认识。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东方社会是神秘的、静态的与不变的，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系统，这样的观点在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中广泛流行，也可以说这是他们落后的亚洲观与东方观。对于东方社会的长期稳定与慢性发展，必须以大范围、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过于短暂或过于微观的观察是不能窥其全貌的。东方社会长期处于渐变的过程当中，不同于近代时期欧洲工业社会的巨变与灾变。

　　东西方海陆交通带来的东西是多方面的，无论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都发生重大影响，也是日本学者关注最多的。从战前白鸟库吉的《粟特国考》，藤田丰八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桑原骘藏的《唐宋贸易港研究》《蒲寿庚考》《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到战后铃木治的《欧亚东西交涉史论考》，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张骞与丝绸之路》以及三杉隆敏推出的一系列海上丝绸之路著作，都在探讨丝绸之路的内容、影响与作用，展现他们对人类征服陆地与海洋活动的热情讴歌。日本学者探讨东西交流中的社会变迁，已经成为他们的共同关注与兴趣。上田信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详细考察了美洲大陆的玉米、马铃薯、红薯等农作物传入中国的情况。他指出，玉米传入中国的途径有三：一是明朝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通过海路由广西或福建的贸易港带来；二是由波斯经中央欧亚进入甘肃；三是经西南地区从印度洋沿岸进入缅甸后而传入云南。此外，马铃薯、红薯也都从美洲传入中国，有人把这些物种的引进看作是继宋朝引进占城大米之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为18世纪人口骤增提供了保障。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探讨，超越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而直接关注了社会生活。明代以来中国人口数量增加，与外来物种的大量引进无疑有重大关系。上田信的《海与帝国》舍性理空谈而转向经世实证，更多地关注了社会实际问题，突出强调了海上道路带给人类社会的巨变，突显人类探索海洋的大无畏精神与盛大气象。

　　东方国家近代以前的对外交往，虽然不像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地球为舞台的全球性的交往，没有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坚船利炮的推动，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但是它的作用却是极为重要的。通过海陆交流，域外文明源源不断地走进各国的城市与乡村，并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交往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在交换知识才产生的。人们对外来的稀奇的东西所产生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原动力。……说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与交通的流量成正比，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不容置疑的是，一个脱离了对外交通而自我封闭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出现停滞，难免成为世界的落伍者。”国家间的交流活动是基本的活动，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而日益重要，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人类的交往是有一定目的性的，通过交往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迈进。在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力条件中必须重视国际交往力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从古代到近代以至今天，无论欧亚大陆北方交流还是南方的海上交流，都在深深地影响着各国的生活与面貌，各国文化中多了一些民主的、科学的和商业性质的文化，冲击着东方文化生成的土壤，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

　　丝绸之路上的交流给东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迁。这既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今天人们才开始关注的，但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不够，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系统的阐释。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谈到社会变迁时，写道：“社会变迁这个概念，指的是较长期地看，短期内较稳定的东西发生变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变迁，就是通常难变的东西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被称为社会变迁的，是特别根本性的变迁。”在现代生产力出现之前，东方社会一般都是在农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水平上向前发展的，各地间的发展差距不大。一旦技术上与组织上有了一定发展之后，必然要进行对外交流，包括物质交流、精神交流和制度交流，在交流中获得先进的力量，缩短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东西方交流史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极大，不仅表现在地区、国家与民族之间，也表现于集团与个人之间，是一个整体关联互动的过程，有时候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以前虽然也有过一些探讨，但总的来说还不够，更没有从社会变迁的高度作出系统的分析。只有以宏观的历史视角看待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才能看清它的重大意义。

　　从瓷器传播而言，中国瓷器已经对周边各国的瓷器生产与技术产生重大影响。9世纪起，中国的瓷器远销世界各地，那里保存和出土的陶瓷碎片都与中国陶瓷有不解之缘。日本不仅在瓷器方面，其他方面也都受到中华思想影响，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是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了当时各国商人经陆路和海路从西方贩来奴隶、婢女、娈童、绸缎、毛皮、黑貂和宝剑到印度和中国，也记载了从中国携带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及其他地区商货返回红海情况。中国的社会组织、技术与文明是社会长期稳定与连续发展的产物，在组织航海与对外交流方面较之西方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大的优势，有条件参与世界交流、分工与竞争。造船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也是国家综合力量的体现。日本学者对宋元以来中国造船技术的观察是细致的，准确的，桑原骘藏说：“南洋贸易船自法显时代以来，一代发达一代。载量渐次增大，设备渐次整顿，航术亦渐次进步矣。就中宋元之际，尤为中国船最长足发达之时代。”这个材料说明，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水平已经超过国外，来中国和东南亚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大都搭乘中国船舶，中国已经垄断了自东南亚至印度洋的海上航线。

　　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时间长、跨度大，涉及的内容领域众多，形式多样，成果丰硕，已经构成相对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知识体系，无论从总结人类活动经验的角度还是从当前学科建设的角度，都应该加以详细的总结与梳理，从中引出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与超越的东西。长期以来，国内对日本的海陆丝绸之路研究关注不多。近年国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出现了丝绸之路研究热，新的研究应该在认清旧的研究基础上开始，继承什么，摒弃什么，我们应该清楚。他们所作的并非简单的材料加工、整理与收集工作，而是在既有的材料中重新发现价值，在考史、证史中完成了修史工作，做到了人类精神遗产的总结与传承，从多方面反映了日本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行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涉及海上贸易、交通、港口城市、市舶制度、造船技术、外商管理、移民、文化传播与物种交流等许多方面，完成了从欧亚大陆到东亚海域研究的历史性跨越，把更多的力量投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他们总结了丝绸之路上交流的经验与方法，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学术活动，积累和凝聚了现实的需要，可以成为反观我们自己研究的一面镜子。近一百年来的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在日本的学术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对东方史籍把握上，日本学者明显高于欧美国家学者。这与他们的历史传统有关，也与他们长期受中国文化文字影响有关，因此他们有条件博通经史，取得卓荦的学术成就，恰如我国学者指出的：“一方面，它们大都充分利用了丰富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进行精深的文本分析，体现出作者的汉学水平和深厚的古文献根基；但另一方面，从总体的研究方法上却与传统的中国学术大相径庭，作者已经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样仍旧站在中原王朝正统史观的立场来观察所谓‘四夷’，进行粗线条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研究对象从历史语言、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人群迁移流动、对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加以剖析，从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格局。”日本学者不仅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一概念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赋予丰富的内涵，学术史论中寓有许多可贵的观点，诸如前面提到的“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方交流”的观点，“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的观点，“人类的文化因交通而得以发达”的观点等等，都是异常的珍贵和值得进一步发掘。在学术探索上，日本学者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不做空疏文章，更不做咬文嚼字、寻章摘句的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坐书房里的冷板凳，更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没有意义。看到日本学者当时探讨的那些问题，看到那些在今天应该剖垢磨光的思想得到珍视和发掘，以及他们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温故知新，不亦乐乎？

　　日本学者对丝绸之路研究，是把它作为人类交往的宝贵经验加以总结和介绍的，对海洋属性认识不断深化，在日本这显然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从东西方交往中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从历史经验中寻求社会进步的力量，从而不断把社会引向进步。日本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极为复杂，既有纯粹的学问学术，也有为现实政策服务的种种努力，战前战后两个时期有明显不同，不宜猝然定性，亦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因此，要甄别在今天看来哪些是科学合理的，值得继承和发扬，哪些是为侵略扩张和冷战服务的，要花很大的功夫，需要做艰辛的大量的工作。在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的一百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反映了日本学界思想发展的基本历程，尽管不是很全面，但是其成就是值得肯定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梳理。他们不仅使用东方本土材料，把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东方史观，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丝绸之路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解释，完全不同于欧美学者的历史观和亚洲观。

　　必须指出，日本学界对中国人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中的作用始终估计不足，而对阿拉伯人的作用估计偏高，认为在16世纪欧洲人来东南亚之前执太平洋—印度洋贸易之牛耳者为阿拉伯人。这样的观点在桑原骘藏的著作中显得较为明显。另一位学者上田信甚至认为，唐代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有关当时在东亚造船的线索，中国人没有可在东海、南湾等海洋安全航行的船只，对远洋航行并不积极。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日本学者研究丝绸之路使用的材料多以中国正史材料为主，而商人在海外的活动又远离正史，甚至成为“没有帝国的商人”或帝国的弃儿，因此造成对华商作用估计不足的情况。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包括中国华商在内的亚洲各国商人都参与了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建设与发展，共同缔造了区域辉煌，非一国之功。把日本近百年的丝绸之路研究作为一份珍贵的材料进行再研究，既要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也要看到他们研究上的一些不足，只有认真总结、吸收与借鉴，我们才能完成丝绸之路研究的历史性的跨越，把中国的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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